奥沙利文自传（连载）

猪拉多纳

1:父亲的影响 被迫跑步到爱上跑步

父亲的监督

我从12岁开始跑步。主要是父亲逼着我去练，但我恨透了如此。我脑子里盘算的，是早日离开学校去打职业斯诺克，而这个时候父亲就会说，“那你就需要让自己变得规律起来——晚上要早点休息，每天要跑三英里，要保持健壮的体格、健康的身心。”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身体足够棒，我就能够在打斯诺克时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但是那会儿的斯诺克球员们并不为健康操太多心。事实正相反——“飓风”希金斯打球时总是烟酒不离手。那个加拿大来的比尔甚至从医生那儿搞到了张“处方”声称为了抑制出杆时手臂的颤抖，他必须在打球时喝啤酒。

有时候父亲会在我跑步时开车尾随——简直是噩梦般的经历。我一直都有些怕他——显然也因为如此才不敢有所忤逆。最终我在学校呆到了16岁，然后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在监督下我也一直保持着每天三英里的跑步习惯。但这些，在父亲被以谋杀的指控关进监狱后就大不相同了。

父亲的离开

父亲入狱后我立刻停止了跑步和一切训练，实际上我生活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停止运作了，就好像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后来他被假释出狱后，坚持要我回归以前的日常训练模式。“我不在你身边了，不能成为你不去跑步的借口，知道了吗？”

借口？他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几个月，我因为警察对他的几句指控而担惊受怕，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指责我没有继续跑步！心里虽这样想，我嘴上还是小声地说：“知道了。”于是我拿出运动鞋，他把车开出来跟在我后面，像以前那样跑完了三英里。

天，那次我简直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跑过步一样。心跳快得要命，腿也不听使唤，脚上已经起了泡。父亲冲我露出狡黠的笑，我苦水只能往肚里倒。

但他是对的，在我坚持跑步的时候，我的斯诺克成绩也更好，跑步甚至还改善了我出汗的毛病。父亲每次假释出狱时，都会监督我跑步。但最后一次，当谋杀罪被认成立而他也将面临长期监禁后，我感觉一切都玩完了。我断掉一切，过了六年荒唐不羁的日子。酒精和毒品代替跑步成为了我生活里的必须品。

堕落与重生

我知道自己正在堕落，却迟迟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20岁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98公斤重、腰围超过3尺1的“巨人”，裤子里可以塞下两个15岁的自己。当时的我并不自知情况有多糟糕，直到有一晚和朋友去酒吧时，身边有人对同伴说：“那个人是罗尼-奥沙利文。”对方看了我们一眼然后问，“胖的那个还是瘦的那个？”

我很清楚自己并不是“瘦的那个”，因为和我一起出去的哥们简直骨瘦如柴。当时我就想，完了，我是“胖的那个”。在此之前“胖”这个概念从没有在我脑中出现过，而这也给了致命一击。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想好好握住那个姑娘的手说一句谢谢。因为我又开始锻炼了，保持规律的跑步习惯。3个月后，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焕然新生。

那之后我保持了六七年这样的跑步习惯，一直到2004年我开始对跑步有了进一步的热情。健身房里认识的一个朋友艾伦介绍我进了一个跑步俱乐部，里面的人让我开始对长跑——对竞速长跑有了兴趣。在此期间我重新染上烟酒之瘾时，艾伦也会言简意赅地示意我健康生活的价值。我跟着俱乐部的朋友们参加了几场比赛，不断提高我的十公里竞速跑纪录，不知不觉我几乎爱跑步胜过斯诺克了。（编/译 眼花）

猪拉多纳

2:孩子出生时差点退役 羡慕皇帝

遍体鳞伤之前 恍如世界之巅

当你正觉自己的一切都如鱼得水，生活翻云覆雨的手掌可能会冷不防给你致命一击，来提醒你谁才是老大——毕竟这正是生活最擅长玩的把戏。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刚赢下英锦赛和世锦赛，那个赛季我打出了3杆147分，跑步状态越来令人越满意，有一个漂亮的新生儿和一个蹒跚学步的两岁娃，我简直是在世界之巅。理论上来说。

不幸的是，那时我和乔之间的感情遇到了危机。家庭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特别重要的部分，我的家庭也始终是个紧密的团体。即使父母都锒铛入狱的那段时间，母亲、父亲、我和我的妹妹丹妮尔——我们这个奥沙利文家族仍然会互相扶持，这也正是我对自己的新家庭所盼望的。我一直都有自己的常规训练流程，但是小Lily问世后，一切变得艰难起来。去问任何一个运动员，他们都会这样告诉你：没有常规模式你就会迷失方向，一事无成。通常我会先去跑步、再去运动放健个身、接着开始斯诺克练习。

但是乔怀孕之后，时间变得紧张起来。她希望我能去参加一些分娩知识培训课，对这类要求我却无力回应。我把这些看作是她分内的事，准备等她在我回家时告诉我点点滴滴。但是我不能打破自己的常规流程，来忙活跑医院、上培训班这种事。

一万小时训练 皇帝赐予指点

某种程度上来说，运动员们总是迷信的。我觉得对于原有模式的任何轻微变动都会让我的成绩受到影响，更何况，训练本身太重要了。正如马修·萨伊德（Matthew Syed, 英国体育记者、前乒乓球运动员）在他的书里写得那样：体育世界里，成大事者往往并不取胜于先天优势，更多的是训练——他觉得你必须在一项运动里投入一万小时的训练才可能取得一点成就。他讲得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投入了一万个小时，你就再也没有退路了。唯一能做的便是继续训练，以保持自己的状态和习惯。所以那种抱侥幸心理训练偷懒，只在比赛时抛头露面一下的想法从来不在我的计划里。

为了得到一些实质建议，我去咨询了其他已为人父的斯诺克球员，想看看他们是怎样权衡工作与父亲的职责的。我找了斯蒂芬-亨德利和乔-佩里——前者是斯诺克届当之无愧的传奇，而后者虽没有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却仍然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这项运动。我想要从不同角度获得一些看法。佩里告诉我：“我早上起床后去练球，然后去健身房。回家后太太会问我想不想帮忙给孩子喂食搭一把手，于是我尽我所能帮忙。”亨德利则说：“婚后我的人生一点变化都没有。我的太太懂我的，我会在斯诺克俱乐部里待上5个小时，早上会去健身房耗上1个小时。我的太太很乐意见到我做自己该做的事，非要说她有什么要求的话——‘快出去别老在家晃悠，你挡着我的道了。’”

那个时候，我不能指责乔为此而沮丧，但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除非我不想打斯诺克了。跑步给了我很大帮助，它让我保持头脑清醒。我的思维有些混乱，而跑步让我保持理智。我尽我所能权衡好家庭和斯诺克带来的冲突，甚至决定在比赛开始的三天前从家里搬出来，这样我才能在比赛第一轮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在逃避，但我也知道这是保住职业生涯的唯一办法，因为我离不开斯诺克。

不论斯诺克带来多少伤痛 离开只会伤我更多

孩子们出生后我有过退役的念头，想要成为一个更顾家的人。但后来我又觉得自己还是太年轻了，这个举动可能会毁了自己——因为不论斯诺克给我带来多少伤痛，离开它只会伤我更多。我承认自己不是个好相处的人，有时候我只想待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把外界一切都关掉。回家后我会不说话，我想那对于大多数伴侣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我常常会心不在焉，脑子想着无关紧要的事——比如为什么那颗球我就是进不了，为什么我要如此纠结这一杆，诸如此类。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并不是最糟糕的伴侣，因为我乐于安定下来好好做一个父亲，我没有出去沾花惹草——也许是因为我太沉浸于自己的斯诺克和跑步世界了。我对乔绝对忠诚，只是到最后我们别无对策，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和乔的分开让我感到伤心，但是对我来说，同床异梦的情侣才是更让人痛心疾首。

幸而在那时，跑步拯救了我。它给我一种职业感和归属感；它让我清早有动力起床；它让我想我好好打理自己的外形；它让我对自己产生尊重，而这些都让我在斯诺克上有所裨益。

猪拉多纳

3:冰冷金钱交易 中国行流干泪

冷冰冰的金钱交易

某种角度看来，乔和我的分开对彼此都是种解脱，但孩子的抚养问题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我的人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不超过20个小时，这让我痛不欲生。律师说你不能把金钱和孩子的探视权混为一谈，但潜规则却是如此：支付更多抚养费后，我就能获得更多探视儿女的机会。这些年来每隔几个月我都会收到一笔巨额账单。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终究走上了这条路。我本身就愿意为乔和孩子提供财产，也想要照顾莉莉和小罗尼——而这些本不该通过律师来达成。

钱和律师让我看到生活的丑陋，最后我想也许只有一个极端的简单的决绝的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不打斯诺克了。如果我不再打球，我就可以在每个周六和周三陪着孩子们，经历他们的成长，这样我也能更放松。如此简单。

但我无法忽视收入的问题：当抚养费被最终敲定的时候，数目是根据2008年——我成绩特别好的那个赛季——来决定的。如果我在大型排名赛上发挥欠佳，就无法支付如此高昂的抚养费。如果我根本不参加，就无法支付任何费用。这意味着，不仅我自己无钱可花，孩子们读私立学校的学费没有着落，甚至我将无法支付现在已涨到20万英镑的律师费。这让我感到愤怒。这些年来我努力打拼赚来养家糊口的钱，最终却全滚进了律师的口袋里。任何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都明白我的感受。我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因为所谓的法律系统把我和孩子们的关系读写成了冷冰冰的金钱交易。

流干泪的中国之行

2010年中国公开赛之前，我对经纪人Django(冯敬文)说：“我觉得自己不在状态，无力登上那架飞机穿越半个地球去打比赛，那种热情不在了。”他说：“不管怎么说，那里有为你准备的2.5万英镑，赞助商在等着你。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如约出现，握几次手，见几个人。”

于是我们去了中国，那里的人都很热情，酒店也是前所未有得好。这或许是我一生住过的最好的酒店，他们让我们住顶层的豪华套房，而我只是每晚坐在那里以泪洗面。我感觉无助和伤心，备受打击。当时我想：我应该在驰骋赛场，我有一双棒极了的儿女，我住在这么豪华的酒店里，我是斯诺克里的顶尖人物，而如今我却坐在感觉，感觉生不如死。

首轮比赛开始前我刚哭干了双眼，我跟Django说我想离开这里，我要退赛。他说，如果你现在退赛了他们会想杀了你，他们会给你开一大笔罚单。于是我说，好吧。但我知道当时的自己什么都完成不了，只想回家。但我还是安慰自己地想，也许到赛场以后感觉会不一样，尤其是比赛开始后心态会变的。事实是比赛开始后我只是愈发消极。

那场比赛的对手准度明显不足，但比分却僵持到了3-3平手，之后他再赢一局4-3先拿到赛点。那时我又绝望又恐惧，不知所措。之后一局进攻的时候，我打丢了一颗基本黑球。那杆失误让自己都震惊，更糟的是我给对手留下了简单机会。那颗球也许连我家小女儿都能打进。最后对手5-3战胜了我，他自己都被吓到了。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离开这里，我不干了。于是我打开车门疾驰而去，回到酒店，第二天就坐上飞机回家。

船上的生活和家人

比赛的不顺和家庭的纷争都让我感到极度消沉，以至于我想要彻头彻尾地对生活作出改变。我在谢菲尔德买下一艘船，打算住在船上。那是2010年，乔和我闹得不可开交，我又在中国哭得不成人样。谢菲尔德有条运河，我拜访过一个人的船房后觉得这很有意思，也许这正是我需要的。于是我也买了一艘船，花了大约8万英镑，搬进去住。大概最后我只坚持了三个月，典型的奥沙利文作风。后来我以6万英镑的价格亏本卖出，同样典型的奥沙利文作风。

当时我住在赫特福德郡的一条运河上，有那么一会儿生活当真有起色。每一天都很平静，我会看着水面，在早上喂喂经过的鸭子。有一家子小鸭在早上6点来到我的窗前，我每天都会喂他们。我想：太棒了，我丢失了一个家庭，但又有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些小鸭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给他们起名叫做莉莉和罗尼。

也许衡量我有多逃避生活的一种方法就是数数过去七年里我有过多少住所——八个，再加一艘船！那个时候我也还是法庭的常客，有次法官说，我不如在这里租一间房算了。那样的话，这个数目就该变成九了。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台联我的私人生活，但我也许错了。现在回想，如果我能及时告知他们，双方都能多一份理解，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负债或许就能避免。(编/译 眼花)